唐朝中晚期，宦官专权逐渐成为政局动荡的根源，且这种现象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，造成了极大的危害。掌握权力的宦官们数量众多，影响深远。

宦官专权的初步萌芽可以追溯到高力士，这一现象的产生与他长期跟随唐玄宗有着密切关系。高力士凭借着与唐玄宗的深厚关系，深得皇帝的信任，形成了强烈的依赖。这个时期，所有的奏章和意见几乎都集中在高力士手中，连太子和王公贵族们也都对他极为尊敬。李林甫、杨国忠、安禄山等一批权臣，正是通过高力士的引荐或信任，才获得了唐玄宗的宠爱和重用，最终占据了高位，利用权力获取丰厚利益，横行霸道，肆意压榨百姓。然而，尽管高力士深得皇帝信任，但他并不掌握军政财权，也没有参与直接的国事决策，虽然他从李林甫、杨国忠等权臣身上获得好处，但并未直接导致国家的灾难。

真正导致宦官专权乱政的，是李辅国的崛起。李辅国作为太子李亨的宦官，在安史之乱后，凭借其在太子身边的深厚积累与重要作用，协助李亨顺利继位为帝。李辅国凭借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的突出贡献，获得了唐肃宗的高度信任，被封为兵部尚书，掌握了军权。而与李辅国同样掌握重权的宦官鱼朝恩，则负责中央禁军，并参与了安史之乱的平定。在代宗和德宗时期，李辅国的权力逐渐膨胀，尤其在代宗时期，通过另一宦官程元振的帮助，李辅国被排挤出权力中心。然而，程元振的专横甚至超过了李辅国，导致代宗下定决心铲除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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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肃宗之所以重用李辅国，主要是因为李亨在太子时期长期遭遇李林甫、杨国忠等权臣的压制，势单力薄。而唐玄宗作为雄才大略的帝王，创下了开元盛世，但相对懦弱的李亨却并未能在太子位上展现出同样的威望。安史之乱爆发后，李辅国等宦官的支持帮助李亨在灵州登基，正式继位为皇帝，并尊唐玄宗为太上皇。李辅国等人因此掌握了军权，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击叛乱的安禄山与史思明，并为李亨稳固帝位，立下了赫赫战功。然而，这一切也为李辅国日后的权力膨胀埋下了隐患。随着安史之乱的逐步平定，李辅国与其他宦官如鱼朝恩等人联手，与地方节度使们紧密合作，牢牢把握了政权大权，逐渐形成了宦官的庞大势力，直接影响朝政。

到了德宗时期，俱文珍成为重要的宦官之一。德宗去世后，顺宗继位，但顺宗并不甘心受到宦官的控制，开始任命王叔文、王伾等人进行改革，触动了宦官的利益。于是，俱文珍联合内外势力，迫使顺宗退位，由宪宗继位。王叔文和王伾等人被贬除，历史上被称为“二王八司马事件”。俱文珍凭借着强大的支持，掌握了朝中大权，飞扬跋扈，甚至不顾皇帝的意愿，行事独断专行。然而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俱文珍因目中无人、独断专行逐渐失去了皇帝的宠信，最终死于失宠。

在俱文珍死后，宦官吐突承璀和王守澄继位，继续操控朝政。宪宗晚年，因病和暴怒，政局逐渐失控，王守澄等人趁机将宪宗杀害，扶持穆宗继位。穆宗死后，敬宗继位，敬宗因不关心政事而被刘克明等人操控，最终被刘克明杀害。此时，王守澄与其亲信将刘克明集团铲除，成功迎立文宗即位，成为了最有权势的宦官之一。文宗上位后，尽管加强了对宦官的控制，但依然未能摆脱宦官的阴影。文宗晚年，采取了“以毒攻毒”的策略，通过仇士良和王守澄的矛盾来逐步除掉王守澄，然而甘露之变的失败让文宗沦为傀儡，最后将权力交给了武宗。武宗不满仇士良专权，于是仇士良主动辞去职务，告老还乡。僖宗时期的田令孜成为最后一位掌握军政大权的宦官。

唐朝中后期，宦官不仅掌控了军政大权，还与地方节度使结成利益联盟，几乎完全架空了皇帝的权力。由于皇权未能得到强化，宦官的专权乱政愈发严重，最终导致了朝政的极度腐化与社会动荡，给国家带来了深远的负面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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